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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是否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财经时报》用了月余时间，深入了解作家作品的销售情况，以及由此折射出的生存状况。调查结果是，一些作家还在为生存苦苦挣扎，一些作家已通过版税“跻身富人阶层”，基于此，该报推出“中国作家富豪榜”。余秋雨、二月河、韩寒位列前三位。(12月17日《羊城晚报》) 这张煞费苦心炮制出来的“中国作家富豪榜”，在笔者看来，着实接近于无聊。这样的“榜单”本身究竟是不是合情合理、实事求是、有没有权威性尚且未知；它能够得到多大范围的作家群体的承认，甚至是公众层面的认可，更难预料。在笔者看来，没有反映和直达具体问题本质的统计和排行，其实是没有意义和不负责任的。也就是说，不能通过一个证据来说明问题，这样的统计的实际意义接近于无。即便是为了抛砖引玉，但如此的浮光掠影，难免有失轻佻。
能写点字的并不都是作家，暴富的作家不等于知名的作家，畅销的作品不等于经典的作品。相信这三句普通的话，公众应该都能够认可和接受。在市场经济时代，贫富分化是很正常的。在笔者看来，当代文学尽管整体平庸，但它的生存环境还算公平，很少存在社会其他领域内的非公平的、严重影响整体合理布局的非正当因子。因为，它在容忍争议和能够接受批评的同时(比如报道中列举的，历史小说家王少农就曾批评余秋雨的作品是狗屎。知名德国汉学家顾彬近日也炮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的韩白论战中老少作家的对抗、洪峰事件中对体制问题的思考等)，也能基本上形成比较纯粹的市场环境。尽管这样的环境可能是靠不体面的炒作和非正当的起哄得来的。但起码，这里较少存在有令人惧怕和无从对抗的“幻影”“迷宫”般的潜规则。 笔者很是赞成童话大王郑渊洁的说法：“任何行业都存在这种现象，不要因为作家是一个特殊群体就另眼相看。”曹雪芹潦倒一生，但这并不妨碍《红楼梦》成为绝世经典；王小波也是生前落魄，但其作品在他去世后感动了一代人，甚至更多。笔者这里的意思，不是说让那些富裕的作家们放着“别野”不去住，非要整天泡在乡间的茅草屋“体现生活”。能“生前名”更能“身后名”当然更好，但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当代文学为何在解放后就开始断代，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还是整体疲软？这些为数众多的所谓的作家们，为何拿不出像样的作品来？ 脱离了宏大叙事、深沉的人文关怀、丧失了对社会体制对弱势群体的体察关怀与代言，津津乐道于细枝末节的鸡毛蒜皮和感官的欲望。所以我们近年在文坛看到的，不是争风吃醋的泼妇骂街式的争吵和对骂，就是动辄像脱衣舞娘一样，扯下最后一片遮羞布来哗众取宠，并打着挽救的旗号实质是想投机取巧扬名立腕。生存的压力和利益的诱惑，注定使当代文坛趋于病态和萎缩——萎缩的是群体的生命，更是一个文化变迁与病变的症状。 肖洛霍夫曾批评法捷耶夫说：“在过去的十五年中，他无论作为文联主席，还是作为作家，什么也没有干”。搁置历史、政治其他原因和因素不提，在法捷耶夫担任当时苏联文联主席的15年期间，他在文学创作上的确是“一无作为”。所以，《青年近卫军》其实就是法捷耶夫“最后的绝唱”。 如果说特殊的历史时期不具备用作品反映现实的环境和体察当下的必要空间，那么，在当前的开放和言论相对自由的时期，作家们为何面对现实整体失语？ 回想当初李锐因为看不惯当地文联的官僚化与庸俗化的冲冠一怒，愤而辞职，现如今，我们连愤怒都鲜见了。我们缺是不是郭小四们的多情煽情与滥情，因为我们有一群郭小四，少了他自然有人取而代之；我们少的是韩寒那个赛车手的速度与激情，固然每个人都有可能写出什么门和什么乱，但不是每个人都敢光着膀子说真话，并且理直气壮。 多些本质的体察与深究，少些鸡毛蒜皮的为财富多寡而费心费力的争议排行。舆论固然不能助推当代文学健康前进方向的进程，但它起码可以传达善意的批评声音，营造和谐的讨论的环境。在笔者看来，在炮制“中国作家富豪榜”的时候，最起码也应该讨论一下这些富翁作家们到底写了什么。可是，我们没看到。所以，所谓的“中国作家富豪榜”充其量是一个娱乐事件，它实在和泛滥成灾的音乐排行榜没什么区别。 更多相关评论：
看“作家富豪榜” 期盼人品同步 来源: 红网 作者：李甘林 2006年，一些作家在为生存苦苦挣扎，一些作家已经通过版税“跻身富人阶层”，余秋雨、二月河、韩寒分别以1400万、1200万和950万的身价荣登榜首。(12月16日《广州日报》) 无论这些作家是体制内圈养还是体制外放养，我以为，在一个知识、才能和个人价值越来越受到尊重，越来越有保障的现实语境下，历代就被人称为穷酸文人的作家们能以
近几年来，虽然正规的文学事业不再虚火上升，虚假繁荣，而呈现出平稳的发展态势，但不能不看到，一些作家在市场化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赚越多的同时，其品行与操守也正在与自己的作品格调产生分裂，有对外界批评热衷于走穴、出镜，大搞行走 这方面，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国外文学大师们实在该引为中国作家们的典范：德国的君特·格拉斯自己承认在六十年前曾在党卫军中服役，并出版了有关的自传体的小说《剥洋葱》；库切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两次获得布克奖之后都拒绝去伦敦领奖。而且，他喜欢独自生活，很少接受采访。最让人大跌眼镜的是，瑞典文学院官员在宣布完这个奖项后也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联系到他本人。”最为人所称道的或许还是萧伯纳先生。 有一次在苏联访问，他在莫斯科街头散步时见到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萧伯纳和这个小女孩儿玩了很久，在分手时，他对小女孩说：“回去告诉你的妈妈，你今天和伟大的萧伯纳一起玩了。”小女孩儿也学着大人的口气说：“回去告诉你的妈妈，你今天和苏联女孩儿安妮娜一起玩了。”萧伯纳很吃惊，他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傲慢，并向小女孩儿道歉。后来，萧伯纳每次回想起这件事，都感慨万千。他说：“一个人无论有多么大的成就，对任何人都应该平等相待，应该永远谦虚。” 写到这里，就不能又提到这样一个令人难堪的事实：咱们中国可以说是有着极深厚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的国度，这不仅表现在人们对中国几代文学大家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之事的各种版本的传说、掌故的遗憾，也表现在一些人吃不着葡萄而对诺贝尔文学奖的不屑一顾。这且罢了，综观当下文坛，人们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即一方面，我们许多自诩为大家者对诺贝尔文学奖情有独钟，另一方面却连王国维先生当年提出的做学问最起码三个境界都无法达致，这些大师级或准大师级的文人们不是偏安斗室潜心创作，而是打着文学或公益的旗号，扛着各种头衔奔走于名利场上。喜欢闪光灯追光灯，喜欢杂志电视电台记者的追踪采访，喜欢参加各种名义的文学评奖活动、各种大型晚会和酒宴，甚至参加一些 时隔近百年，王老先生的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