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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赴京，下榻张自忠路和敬府宾馆，饭后专程造访隔壁的“欧阳予倩故居”，因非开放时间求进被拒，站在门口，凝视着这块故居标志牌，不禁勾起了我对一段往事的回忆。 因为半个世纪前，我曾经来这里拜访过欧阳予倩先生。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 我曾听父亲讲过，1933年11月，蒋光鼐、蔡廷锴率领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在福州成立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革命政府”时，我父亲李仲青当时因是商会会长，曾同“革命政府”的一些人员如章伯钧、彭泽湘、欧阳予倩等人有过来往，彭泽湘还住过我们家里，但同欧阳予倩交往最多，他那时负责搞宣传工作，常要商会提供一些帮助。
他与我父亲年龄相当，两人较谈得来，曾一起参加了那年11月20日上午，在福州南校场举行的“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父亲还说，欧阳予倩会演戏，喜欢交友，而父亲爱听戏，也爱玩，多次陪他去泡福州温泉，还一起陪朋友吃花酒等，只是以后几十年从未再联系过。 1954年我正在北京铁狮子胡同（即今张自忠路）1号人民大学上学，隔壁3号（今5号）就是欧阳予倩先生住宅。想起父亲的那番话，于是我就写了一封信，代表父亲向欧阳先生问候，并询问彭泽湘在何处。不久欧阳先生回信，约我星期天上他家一叙。 欧阳先生的家，门外不起眼，里面可是中西合璧式的，院落中央为一座西式楼房，靠北一排平房就是欧阳先生居住的。在一间很大的客厅里，我首次也是惟一一次见到欧阳先生。作为一名学生，见到这样的名人，我难免显得有些拘谨，大多是欧阳先生向我问话。他先问了我父亲的一些情况，我一一作答后就好奇地打量着这所房子。 欧阳先生见状对我说，这个大院解放前是家私立医院，现在成了中央戏剧学院宿舍，1949年他从香港来到北京后就住到这里。接着他对我说，你父亲打听的彭泽湘，1934年1月，十九路军兵败撤离福建时都分散了，听说他后来另谋出路了。我问他有没有再去过福州，他笑答没有。这时门铃响了，有客来访，我连忙起身告辞。临走时我没忘此次来访的主要目的，我说我现在负责人民大学学生会文体部，毕业前计划组织一场同学演出，希望请戏剧学院来一位老师指导我们排练。 欧阳先生立即说，你们这种演出，用不着老师去，我让高年级的同学去就行了。我高兴地道别了。两周后果然有“中戏”两位同学找我，还捎来欧阳先生送给我的两张话剧票。两个月后，我从人民大学毕业，离开了铁狮子胡同，再也没有与欧阳先生联系。 去年梅绍武兄送给我他写的《我的父亲梅兰芳（续）》，为了写书评，我自然要查阅梅兰芳的相关资料，包括“北梅南欧”的一些材料。在阅读欧阳予倩的史料中，我发现都没有他1933年末在福州那段经历的记载，连先生女儿欧阳敬如2003年7月24日发表的《回忆父亲欧阳予倩》一文也未见提及。 据我的判断，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后，中国人民抗日情绪日益高涨，1933年欧阳先生在访问英、法、德、苏等国后返回上海，正好面临抗日情绪高涨这种背景。那时正在福建参加“剿共”的十九路军，眼见国难当头，必须停止内战，提出了停止“剿共”、反蒋抗日的纲领。这个主张无疑得到欧阳予倩的支持。于是他来到福州，参与了著名的“福建事变”，见证了“福建人民政府”的兴衰过程。 据史料记载，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举行的“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革命政府”，推举李济深为主席，又派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前往苏区，与红军代表潘汉年洽谈，并在瑞金签署了《反蒋抗日初步协定》。由于种种原因，1934年1月16日福州重被蒋介石军队占领，“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了，欧阳予倩的福建之行也宣告结束。尽管只有短短的54天，但这段经历，对欧阳先生的政治思想和艺术生活实践无疑都会产生影响。如今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经很少了，但愿我的这些零星回忆，能对更好地认识和研究欧阳予倩先生有所帮助，并促使有关人士进一步去挖掘这一段史料。 来源：《文汇报》 |
